近年来，中国离婚数量持续处于高位。仅2019年，全国登记离婚数达470.1万对，粗离婚率为3.40‰，较改革开放初期大幅上升。

　　离婚，到底是谁的事？当一对夫妻决定分道扬镳，背后站着的往往是两对焦虑的父母。

　　在少子化、独子化的今天，原生家庭父母从未如此深度介入子女的婚姻生活——从催婚催生到劝和劝离，主导甚至干预离婚决策的现象比比皆是。这颠覆了传统认知中现代家庭核心化、孤立于亲属网络的理论预设。

　　张波的新作《中国原生家庭父母对子女离婚风险的影响研究》直指这一被长期忽视的真相：中国的离婚问题，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沿着费孝通基本三角理论的脉络，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扩展家庭三角关系结构模型，用人口普查数据和追踪调查，揭示父母如何通过家庭背景、婚姻匹配和代际关系三条路径，悄然影响子女的离婚风险。

　　更发人深省的是，当代父权已从传统的强制性，演变为隐秘、双向、柔性的新型父权——这或许才是理解中国式离婚的关键密码。在离婚冷静期制度引发全民讨论的当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婚姻稳定的新维度。

　　传统家庭理论常以“夫妻—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为分析单位。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出“家庭三角结构论”，认为夫妻关系需通过子女才得以完整稳定。然而，当代中国的家庭形态已发生显著变化。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核心家庭比例已降至55.40%，而直系家庭（含父母、夫妻与子女）及各类“扩展家庭”形态占比显著。尤其在城市化、高房价、双职工育儿的现实压力下，父母通过经济资助（如购房）、劳务支持（如育儿）、情感介入等方式，深度嵌入子女的婚后生活，形成一种“扩展的家庭三角”。

　　这种结构并非简单的传统回归，而是一种“协商式亲密关系”（刘汶蓉，2021）。父母可能以资源付出换取一定的话语权，子女则在接受支持的同时，面临代际边界模糊的挑战。这种关系既可能缓冲小家庭的经济与照料压力，也可能因观念冲突、角色越界而引发新的矛盾。

　　离婚风险在40—44岁达到峰值，而非通常认为的“七年之痒”。这一阶段通常对应子女教育关键期、父母年老需照料、职业发展瓶颈等多重压力汇合期。若夫妻协作与外部支持系统失调，婚姻极易出现危机。

　　1990年，男性离婚率约为女性的2.4倍；至2020年，该差距已缩至1.1倍左右。值得关注的是，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其离婚率显著高于较低学历女性。这表明经济独立与观念自主性的提升，直接影响女性对不满婚姻的忍耐阈值。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显著影响。通常，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稳定性强，其子女的婚姻稳定性相对更高，这可能与家庭危机处理能力、资源支持网络有关。

　　代际支持模式呈现“非线性影响”。适度的经济与劳务支持有助于缓解夫妻压力，但过度介入或支持严重不足，均可能增加离婚风险。

　　双方父母的匹配度（如城乡背景、文化习惯）间接作用于夫妻关系。差异越大，协调成本越高，冲突概率相应上升。

　　当代中国家庭普遍面临一种结构性困境：年轻夫妻在客观上需要父母的支持以应对高昂的生活成本与育儿压力，但代际间在生活方式、育儿观念、家庭边界等方面的差异，又极易引发摩擦。

　　例如，研究团队在深度访谈中发现，许多“80后”“90后”夫妻的婚姻冲突，并非源于根本性的感情破裂，而是集中于“育儿权争夺”“节假日去谁家”“父母出资购房后的决策权”等具体问题。这些矛盾往往因“情感与责任纠缠”而难以简单化解。

　　学者指出，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正经历从“责任伦理”主导到“情感与协商并存”的转型（刘汶蓉，《当代中国的家庭转型与情感治理》）。父母不再是绝对的权威，子女也非被动的接受者，但新的互动规则仍在建构之中。

　　基于研究发现，要促进代际关系良性互动、维护婚姻稳定性，以下几方面值得思考：

　　无论代际支持多么重要，婚姻的第一责任人始终是夫妻双方。心理学者约翰·戈特曼在《幸福的婚姻》中指出，稳固的婚姻内核在于夫妻能否形成稳固的“我们”意识。面临外部压力时，夫妻内部需先达成共识，形成一致对外的协作能力。

　　边界并非冷漠，而是对各方主体性的尊重。在接受父母支持时，可通过善意、明确的沟通，界定决策权的范围。例如，父母协助育儿，可事先商定教育主导原则；父母资助购房，可通过书面方式厘清财产权利，避免日后纠纷。

　　婚姻本质是一个协作系统。当代际差异引发矛盾时，关键是将“配偶与我的原生家庭对抗”的模式，转化为“我们共同面对代际关系问题”的协作模式。这需要夫妻具备较高的沟通情商与解决问题的策略。

　　健康的爱包含适时放手。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对于父母而言，真正的支持可能在于，从主导者逐步转变为守望者，信任子女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中国当前的婚姻稳定性问题，需置于快速社会变迁与家庭结构转型的宏观背景下理解。离婚率的上升，不仅是个人情感选择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代际支持模式与现代个体自主性诉求之间的张力。

　　《中国原生家庭父母对子女离婚风险的影响研究》提示我们，婚姻的稳定既需要夫妻双方的用心经营，也离不开两个原生家庭系统的智慧与包容。健康的代际关系，并非一方无限付出或另一方绝对独立，而是在尊重边界的基础上，实现“有联结也有空间”的动态平衡。

　　未来，随着社会政策的完善（如普惠托育服务、老年保障体系）与家庭观念的进一步演进，中国家庭有望在代际互助与婚姻自主之间，找到更适应时代要求的相处之道。

　　本书坚持婚姻过程论视角，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生态系统理论、代际团结理论等，以费孝通“基本三角理论”为逻辑起点，提出了“扩展家庭三角关系结构模型”，全面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离婚的总体发展态势与基本特征，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0年数据，系统检验了家庭背景、家庭匹配及代际关系对成年子女离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扩展性探讨了离婚的本质、新型父权的再生逻辑和家庭关系界限等重要议题。

　　张波，现为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问渠源学者。主要研究婚姻家庭、社区治理、人口经济学等。主持和主要参与国家哲社课题、国家民委课题、上海市哲社课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10余项，参编著作5部，在《社会学评论》《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高离婚率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表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从欧美向东扩散，中国的离婚率也不断攀升，形成风潮。虽然对于当事夫妻而言离婚不失为摆脱低质量婚姻的手段，于社会也算是一种进步，但是离婚毕竟会波及家庭其他成员的安定生活，过高的离婚率势必会冲击社会的基本秩序。2021年我国推出“离婚冷静期”制度，把离婚问题推上了舆论风潮。面对双重浪潮，学界有责任考察离婚的主要原因、探索婚姻稳定性的存在条件和变易规律，以回应国家和社会对婚姻稳定的关切。

　　婚姻是夫妻二人及其原生家庭经过“化学反应”搭成的命运共同体，而离婚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崩解，所以离婚不仅是夫妻二人之间的事情，而且是双方家庭乃至家族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离婚甚至可能不是夫妻本意，而是出自公婆的不满，“七出”之首要理由就是“不顺父母”。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政府把离婚权赋予个体，夫妻可以依据关系破裂与否自主决定是否离婚。这是否意味着现代中国的夫妻离婚与原生家庭父母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家庭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家庭模式核心化、小型化，且孤立于亲属网络，原生家庭父母对成年子女核心家庭日常事务的权力被阻断或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原生家庭父母似乎并不会、也不能干扰子女的离婚行为。但现实情况却是，在少子化、独子化的今天，原生家庭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婚姻日益关切，主导子女核心家庭事务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深度干预子女离婚的整个过程。

　　张波的《中国原生家庭父母对子女离婚风险的影响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和学术问题中展开研究的结果。这本书的前身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是社会学出身，博士期间到我的门下加以人口学修炼，学习认真，写作勤奋，把人口学“用数据说话”与社会学“让数据说话”的两种范式结合起来，完成了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毕业后，他又在博士学位kaiyun论文基础上潜心研究，修改完善，精雕细琢，期间把一些章节公开发表，获得了同行们的关注。今天，这本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即将出版，这也是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我看到了长期沉淀后的成长，由衷地为他高兴，而且也乐于为之作序。

　　在这本书中，作者首先沿着费孝通“基本三角理论”逻辑，在中国式现代化家庭情境中扩展性探讨了“基本三角理论”的现实遭遇，动态刻画了现代中国家庭关系结构的扩展类型，提出了扩展家庭三角关系结构模型。在我看来，这一模型是一次大胆尝试，试图在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这两个非常复杂的关系结构中找到交叉点。随后，作者运用了人口普查数据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离婚的发展态势和基本特征进行描述，这是继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对离婚特征进行全面而详细刻画的又一努力，不仅对深刻精准把握中国离婚人口特征、有效解决离婚问题提供基础，而且对后文运用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本书的主体部分，作者分别从家庭背景、家庭匹配和代际关系三个维度研究了原生家庭父母对子女离婚风险的影响。书中不仅运用了描述性统计进行细腻的分析，而且运用了生存分析、潜在类别分析等方法进行证实，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由此，把离婚风险因素研究由夫妻个体和社会结构扩展至原生家庭父母范畴，丰富了对离婚风险因素的整体性认识，增强了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认识。

　　正如作者在讨论中呈现的，即使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家庭，离婚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的事情，无论是家庭背景的代际传递性、夫妻情感关系破裂的过程性，还是离婚决策的社会参与性、离婚后果的社会性承担，离婚的本质都具有社会性。与传统父权制在夫妻离婚过程中的作用不同，现代新型父权呈现出明显的隐秘性、双向性、柔性化和双系化。在处理原生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时，遵循子系统之间的界限非常重要，这是维系家庭功能健康有序运行、保障家庭个体内心幸福美满的关键所在。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原生家庭父母对子女离婚的具体干预过程，最好运用深度观察进行描述；由于目前婚姻研究的专项数据的不足，运用大型公共数据分析的结果尚需多方检验。据我所知，作者已获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离婚冷静期婚姻关系修复的社会干预机制”，以进一步研究维系婚姻稳定性的社会干预机制，这将是对本书的一个有力拓展。学术是韧性的长跑，不以文章数量、职务进阶计道里，而以问题化解、思想进步论短长，希望作者运用好这一社科课题，再接再厉，能够对婚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奉献出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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